周如枚因癌离世，前夫平静祝她安息，这段人生故事令人思考人生！
1946年夏末，清华园西北角那间临时搭起的木屋里，几位教授正在商量重建课表；窗外，十四岁的梁从诫正和分坐长桌两头抄诗。梁思成推门进来，随口一句“字要有骨，别只求漂亮”，孩子们抬头一笑，小小互动被周培源看在眼里，也就有了后来家长里短的谈资。
那一年，两家因抗战归来而格外亲近。梁家的蓝图、周家的实验器材都要重新归档，小院里常有搬运声和书页翻动声。正是在这种忙碌却笃定的氛围里，两个孩子的情谊悄悄扎根。寒假将至，梁从诫抄下徐志摩的《偶然》递了过去，周培源撞见，笑而不语。
1955年春天，清华老礼堂里传来了钢琴伴奏的《送别》，梁从诫与周如枚办婚礼。那天新郎西装领口别着一枚紫丁香，新娘合体套装配白棉袜与黑皮鞋，在当时算是相当“洋气”。精神尚弱，却执意起身，说了句：“这孩子伶俐，气质好。”礼堂里掌声很响，亲友都以为这桩门当户对的结合将稳固而长久。
婚后数年，北京城的节奏还算平和。梁从诫白天在图书馆埋头史料，夜深回家与妻子拆书、做卡片；周如枚在家里照看儿子，偶尔帮父亲整理笔记。两人时常在夜色里并肩散步，谈的多是建筑与物理，也聊柴米油盐，日子像老电影般黑白却温暖。
转折出现在1966年。风向骤变，教授们被点名，“出身”忽然成了敏感词。1969年春，37岁的梁从诫被划入“重点”下放江西。离京前一天，他装了几本母亲的诗稿，打包带走；更沉的木箱——留下的大量图纸和手稿——被留在家里。周如枚整夜没合眼，第二天递上了一纸离婚申请。
外人很难想象她的挣扎。知识分子家庭彼时普遍担忧：“一旦株连，孩子能不能上学？”这句问号几乎压垮无数屋檐。协议写得干脆——房子、藏书留给女方；儿子改姓周，以示划清。梁从诫在江西农场割草、拉车、翻地，每周一封信，内容讲乡间见闻，结尾一句“盼宽心”。回信却越来越少。
同乡记得他有一回掉进稻田，爬起时仍念叨“她怕是顾虑重重”。除了偶尔的唏嘘，他很少抱怨。1978年，政策松动，他回到北京。老宅已换门锁，旧木箱完好无损，他只说一句：“东西还在，就好。”随后搬到出版社工作，与初中同学方晶重新组建家庭，两年后得女梁帆。
另一头，周如枚早在70年代中期改嫁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谢荣，又生女谢兰。家里的图纸与藏书一直被她锁在柜子里，逢查抄就搬，搬了又藏。四十多岁开始，她常捂着小腹吃止痛片，仍然不肯多说。1980年深秋，她被诊断为宫颈癌晚期，住进协和。在病床边，她握着儿子周志兵的手，低声一句：“妈当年没法子。”
病情恶化得快，很快便到了弥留。消息传到梁从诫那里，他沉默许久，只给探病的朋友托话：“愿她安息。”没有再多的言辞，也没有赴灵堂。有人揣测恩怨未了，也有人说这是两人各自把最后一点体面留给了对方。
儿子后来回忆，父亲见面时只问一句“身体好吗”，未提往事；母亲留下的木柜，被他原封不动送回梁家书房。柜门打开，林徽因的诗稿依旧带着墨香，梁思成的手绘图纸边角微卷，却保存完整。旧物静静躺着，见证了两个家族在时代激流中的并行、分岔与再次交汇。
故事到此并没有华丽收束。梁从诫此后投身编辑与公益，忙得很少提私事；周家后人散落学界、医界，各自低调。往日风波成了案头资料里的脚注，只有那纸1955年的婚书与1969年的离婚协议，一左一右，同被夹在他重新启用的日记本里，留下清晰的年份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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